过度解构的时代流毒—玛氏士力架侮辱佛教为何拒绝道歉？
恶搞者与佛弟子之间的思想碰撞，引发了社会关于“娱乐底线问题”的大讨论。在来自佛教界的强烈刺激下，一个潜藏已久的认识盲点从困顿迷茫中被连根拔起，人们不得不觌面相呈——我们的底线都去哪儿了?
笔者虽非佛教界人士，但却始终关注事件进展，因为它折射出的不只是宗教问题，更是全社会的精神迷途。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困局如同雾霾般笼罩在每个人心头，难辨行迹、却又经久不散。这样的困局，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反思，因为别无选择。
解构神圣，何以如此“似曾相识?”
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对20世纪60、7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运动的认识多数都是隔膜甚至割裂的。但刻意或无意的忘却并未能阻断现时代对“文革基因”的继承。无论那些恶搞宗教的年轻人，正在多么努力地试图通过标新立异、亵渎神圣与父辈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划清界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刚好再次落入了与四、五十年前那群年轻人同样的窠臼。
人们说，现在坏人变老了，但一群新的年轻人却在“反叛过去”的口号声中继承了过去的错误、为之摇旗呐喊、并且毫无知觉。他们误把“举止粗鲁”当成“真性情”、把“没有信仰”当成“自由洒脱”、把“解构神圣”当成“个性新潮”。他们或好整以暇、或歇斯底里地爬上神坛，通过歌曲、广告、电影等种种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在圣者身上喷墨涂鸦、踩着祖师头顶尽情舞蹈，甚至企图把佛像踹下神坛，自己则坐在上面装神弄鬼。这些看似新潮的手段，无非是文革批斗会的现代化翻版。为此，老一辈年轻人早已发明了种种名相，或曰“阴阳头”、或曰“高帽子”、或曰“喷气式”。
在这场新式的“渎神-造神”运动中，真正的神圣被消解，贪、嗔、痴等物化烦恼在人们倍感过瘾的喝彩声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于是，龚琳娜当上了“神经教母”，毕福剑成了莫名“怪咖”，惠州交警把自己打造成了“警察中的屌丝”，玛氏公司则彻底沦为骂完国人祖师、又赚国人钱财的“外企奇葩”。这些“多作怪”的人们，是否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建设性的方式获取人们的认同?
几十年后，文革迫害者已经陆续开始忏悔、道歉。曾几何时，他们也一如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自以为是，但今天，他们却正在为青春的荒诞追悔莫及。又一代年轻人，还在重走着他们当年的老路——时间或可远去，但解构神圣、亵渎宗教的遗响却将被定格在这一个个文化事件中，供后人世代省思。
崇高沦落“思想史”，一笔早该清算的旧账
神圣人物惨遭恶搞，佛教的法海禅师和玄奘大师可谓“重灾区”。反观历史不难发现，对神圣的消解与传统文化的式微互为表里。在传统文化如日中天之时，亵渎与恶搞的黑影总是找不到藏身之处;而当传统文化的弊病终于积重难返，人们对于“假道学”的积怨也不加拣择地同样发泄在“真崇高”身上。于是，打倒一切真假神圣便成了无路之路、无门之门——为了反对过去的错误，人们选择了反对过去的全部。
这话还要从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说起。有观点指出，“中国文化以六祖应世而满盘皆活，而朱熹以后则全盘皆滞”。自朱熹以来的几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长期积而不化，这种用心与为学方式的副作用不断显现，导致后期理学思想内核僵化、传承千百年的中国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灵动与活泼，转而成为压在人们肩上的形式枷锁。一些有名无实的“假道学”便是“只积不消”结出的恶果。
可以看到，宋明以来，对宗教形象的世俗化和矮化几乎伴随着传统思想文化的僵化同步进行，如《义妖传》、《白蛇传》等将佛教高僧世俗化的演义和其他宗教写出来骂佛教的《西游记》这类“高级黑”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或以后逐渐成形的。
五四运动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救亡压倒了启蒙、更颠覆了继承。在“反对封建卫道士”、“打倒假道学”、“砸烂孔家店”的运动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被一并摒弃。为了反对封建礼教，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采取了矫枉过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现在看来，这种方式对传统文化的伤害，实难挽救。
也正是因此，就连颇为敬重佛教的鲁迅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写下了“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这样的文字。这篇文章在当时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却终究不能抹杀其篡改历史、亵渎宗教的事实。
时间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一方面，已经濒临灭绝的信仰环境被彻底摧毁，文化与传统信条被彻底糟践;另一方面，类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样灌输式的政治宣传和宏大叙事的革命美学几乎充斥了人们的全部认知，拙劣的闹剧一次次与“主义”、“忠诚”相连，终于在此后引起了大众对脱离生活的“高大全”式审美的反弹和对一切真假崇高的质疑。诞生于那个时代、却在当下惨遭恶搞的雷锋形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经过了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跨入躲避崇高的九十年代，解构主义思潮在中国长驱直入。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王朔的“痞子作家”以飞扬跋扈的文字横行文坛，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劈手撕下了虚假崇高的面纱。王朔的精神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别装”!人们从未见过那些只存活于政治宣传中的所谓“神圣”、“崇高”，在嬉笑怒骂间顷刻被打回原形、露出丑陋的屁股、化为一堆笑料。在经历了片刻的诧异与不适之后，受众迅速张开双臂、热情拥抱了王朔和他的“痞子文化”。
虽然王朔以“顽主”心态消解着“被绑架的庄严”，但他的解构并非没有顾忌、没有底线、没有意义。但随后因“无厘头”风靡大陆的周星驰则不同，他并不分别哪些是真神圣、哪些是伪崇高，而几乎是遇见什么就拆解什么，怎么搞笑怎么说、怎么精彩怎么做，没有敬畏、没有正经，更谈不上文化使命和责任，只有让无赖得以正名的“娱乐精神”。因此，他作品里的唐僧几乎在这种“无意义”的狂欢下被彻底肢解。
或许周氏“无厘头”与“你讲嘢呀?”的碎碎念，起初是源于香港社会回归前夕不安情绪的自我释放，以及彻底消费化、商业化的香港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压抑与焦虑，但传到大陆之后，由于社会普遍的信仰缺失和精神迷茫，恶搞文化被迅速接受并得以广泛流行。
原本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玄奘大师几乎不为人知，而那个软弱、怯懦的《西游记》唐僧形象经过周星驰的恶搞和罗家英的演绎，更加面目全非，成了啰里啰嗦、令人讨厌的傻瓜形象。这部电影及最近的续集《西游降魔篇》，几乎引发了对玄奘大师的全民恶搞和对宗教心安理得的亵渎。
2009年，“屌丝”一词在以内涵贴、高级黑著称的百度“李毅吧”横空出世，迅速成为横扫全国的网络亚文化。“屌丝文化”是一种颇受争议的解构文化，有人称之为“庶民文化的胜利”，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精英”则对它的低俗下流一再炮轰。归根究底，还是由于其内涵中不加拣择地一味解构造成的。
在“屌丝文化”的内涵中，既有“矮矬穷”、“白富美”这种对当前社会拜金主义与外貌协会的无声抗议，有“好人卡”这种深深的无奈与自嘲，又有“醒工砖”这种对成功学和丛林法则、“狼性崇拜”的免疫。在阶层流动固化的当今社会，来自平民对主流文化的反讽，甚至颇有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味道。
但同时，他们又将粗鄙与恶趣味集于一身，既有自暴自弃的颓废，也有以降格来反对崇高、以嘲弄来消解正统甚至亵渎神圣的负能量。“屌丝文化”除了对功利主义的反叛外，更多地杂糅进了日趋下流的导向。玛氏公司的“饿货唐僧”广告、惠州交警的“《西游记》外传”，则无一例外地完全摒弃了屌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纯粹以恶搞为目的、为亵渎而亵渎。拿宗教领袖进行恶搞，更暴露了时下“屌丝”们敬畏、底线、廉耻乃至基本文化素养的严重缺失。
就在一代又一代不加拣择地一味解构之下，真崇高与伪崇高被一并打倒，玄奘大师、法海禅师等人的形象每况愈下。从名人带头消解，到草根自发恶搞，高僧大德经历着从“佛”到“人”再到“虫”的沦落。
但如果一切都可以拿来进行无节制地解构、甚至嘲弄和恶搞，这个世界又将成为什么样子?当玄奘大师只是一个“一饿就手软”的“饿货”时，中华民族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脊梁”?当多数人动辄唾弃“理想多少钱一斤”的时候，你又如何敢于光明正大谈论自己的理想?当你所坚持的真、善、美换来一阵哄堂大笑的时候，你还敢于希望吗?
将神圣人物彻底玷污并乐此不疲的恶搞，与过度沉迷感官享乐一样，就像苍蝇迷恋污秽一样，不愿觉醒、自甘下流。一方面抱怨社会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又以无底线恶搞消解着一切美和善，恶搞者正身陷于一个自制的困局中不肯醒来。
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无灵魂”向别人表白自己的“真实”、以“无信仰”向别人彰显自己的“洒脱”，那么，一个一盘散沙、被摧毁了一切意义的社会，是否就是你所想要的?
无底线恶搞的年轻人们，你们是否向往那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心灵的朝圣，没有灵魂的升华，没有敬畏的虔诚，更没有人愿意守卫崇高。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可以被拿来恶搞，而你们，也必须接受伙伴彼此之间永无底线、永无止息的嘲弄?
熊培云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解构，而无建构;只有瓦解，而无粘合;只有自由，而无责任。没有敬畏，没有尊敬，没有神圣，没有向上的力量。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里的这句话广为流传。同样是刻在那座神庙上的另一句话却被忽略了——“凡事不可过度”。
同样是在这片大地上，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人们踏足其中，能望见过去，也能望见未来。而现在，时间的河流消失了。人们只是自顾自站在各自的脚盆里，只有嘲弄，没有敬畏;只有哄堂大笑，没有热泪盈眶。
剥开画皮、张开梦眼，过度解构的时代语境下必须守卫崇高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重复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对应该破斥的“伪崇高”与必须坚守的“真崇高”不能善加抉择，迷茫懵懂之间，将真的假的、好的坏的一并拉下马，而此举使得道德判断更加暧昧难明，反过来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困顿和道德彷徨。
因此，面对亵渎神圣的批评，龚琳娜会一再强调自己“不假唱”，毕福剑标榜“亲民”，玛氏公司和惠州交警则认为自己“没架子、接地气”。这种混淆了道德判断的自我包装，正在用人们不易分辨的方式制造着“伪亲民”的新“神话”，但归根结底，它们还是与僵化政治体制下政府官员与百姓的“亲切握手”、“某某公交车偶遇市长”一样，仅仅做出了一种缺乏诚意的姿态，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还以亵渎宗教作为代价。
今天是“3·5学雷锋日”，以往还能听到人们“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调侃，但今天却连个这样的响儿也没有。道德模范已被人们彻底抛诸脑后——是人们不再期盼道德回归了吗?当然不。但人们在消解“政治雷锋”的同时，也一并抛弃了“道德雷锋”，在破斥伪善的同时，连带拒绝了对善的守护。
真正应该被剥开画皮、拉下神坛的，应该是“伪崇高”。人们需要做的，则是张开梦眼、善加抉择：借用佛教形象进行文艺创作不是不好，但为什么不能在尊重宗教领袖的基础上教化世人、抑恶扬善，还往圣先贤一个本来面目、还社会一个更有希望的世道人心呢?
许嘉璐在解读习近平曲阜讲话时说，“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应当考虑如何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对接。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提法没有真正系统地建构起来”，崇高被解构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断恶化。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社会，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无度的恶搞与过度的解构，而是需要人文的佛教，需要人文的精神。
一部传统价值观的解构颠覆史，也就是“真崇高”被虚伪连坐的沦落史。
解构，但不嘲弄一切
玛氏公司制作并播放士力架的辱佛广告时，是那么理直气壮;当被要求道歉时，又感到如此无辜和委屈。因为他们觉得，恶搞是潮流、解构是风尚、戏谑是卖点，而至于敬畏、神圣什么的，则神马都是浮云。
这里要问的是，一切都可以拿来恶搞吗?解构就等于嘲弄一切吗?
诚然，中国社会思潮从整齐划一地制造宏大叙事并讴歌高大全，发展到踏实鲜活接地气，个人思想开始灵动起来，解构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